對於育有小孩的大學女性教師，一般人很容易有兩種極端的刻板印象。一種來自局外人，認為這些學術媽媽在大學任教，無論社會地位或薪水都不錯，又享有彈性工時／地點的優點，可以輕鬆兼顧家庭和工作，完全是人生勝利組的代表。相較於一般職業婦女或勞工階級女性，她們的處境已優渥許多，實在不該再抱怨東、抱怨西；另一種，來自局內人的觀點，很清楚現今大學已成為新型態的貪婪機構，對於員工有無止盡的標準和期待。學術媽媽既然無法像其他單身或男性學者全心投注於工作中，她們的績效一定不怎麼樣，容易拖累組織表現、造成同僚負擔。
老實說，我雖然也是學術工廠的一份子，但以上這兩種刻板印象我都有。有時我覺得她們是神力女超人，魚與熊掌兼得，令人好生羨慕；有時又發現，她們被多頭馬車同時拉扯，彷彿隨時都有可能burn out！那時就會暗暗慶幸自己屬於單身、無子這個陣營。幾年前因為關心臺灣高等教育的變化，我做了一個關於學術媽媽的研究，探討她們如何一邊工作、一邊育兒。透過這個研究，我才有機會一窺學術媽媽的肉身真實，以及被囊括在這個統稱下的複雜多元樣貌，也為自己先前抱持的刻板印象感到汗顏。這份研究成果最近刊載在《臺灣社會學刊》第66期。這次應本刊總編輯洪文玲老師之邀來推介這篇文章—〈做學術、做媽媽：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、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〉*註。
在這份研究中，我訪談了十九位育有小孩的大學女性教師，她們任教的大學包括公私立、科技與普通大學，專業領域以社會人文學科為主。我並沒有特別限定受訪者的年資、職級和小孩年齡，理由是想廣泛地納入處於不同人生階段的學術媽媽經驗。果然發現隨著小孩年齡與資歷漸長，學術媽媽的生命樣貌會越來越滋潤，故事不會永遠停留在悲觀與令人沮喪的那一章。而且，隨著每位女性進入職場／生小孩時間點不同，以及本身資歷職等、學校類型、組織文化、家庭性別關係與物質條件的差異，她們的處境或能運用的協商策略也相當不同，打破了先前我對於學術媽媽的單一想像。
另一方面，我也發現學術媽媽的處境並非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優渥；相反地，她們同時被兩個貪婪機構夾殺。在大學工作雖有彈性工時、地點的好處，卻也因此存在一種沒有區隔上下班時間的文化，預設每位工作者都可以毫無阻礙地如同7-11般地隨時工作；另一方面，當代關於如何當媽媽的指引和資訊有如汗牛充棟，身為一個母親，無法避免地會接收到這些訊息或社會期待，一再告誡她們要如何做才算好媽媽。這時，擁有彈性工時／地點，又具高文化資本的學術媽媽很容易被視為最佳照顧者，於是產生「工作越有彈性做越多」的後果。尤其，當孩子年紀小、自身資歷淺，升等年限逐漸逼近，那段時間往往是學術媽媽們最心力交瘁的時刻，對體力、情感、身心健康都是一大考驗。
不過面對困境，人們始終是有彈性和能動性的，尤其身處在家庭與工作的雙邊拉扯中，學術媽媽更能強烈感受到場域規則的不公平和自身的格格不入，因此她們的協商策略不約而同地導向「不按牌理出牌」，挑戰了一般人對學術工作和當媽媽的既定想像。例如有小孩之後，她們開始改變以往長時間、工作狂式的生活步調，轉向在時空上力求劃界、區隔，嚴格限制自己投注在家庭和職場的時間。不過，這麼做的後果是：可工作的時間明顯變少。在強大的危機感下，她們養成多工並進、善用零碎時間的習慣，包括寫作也是。有位受訪者將寫作比喻成彈鋼琴，必須每天練一點、每天寫一點，不能等到有完整時間才一口氣完成，因為她們已經認清自己不可能有一大塊完整時間。沒想到調整工作方法後，效率反而大幅提升。
在育兒的部份，她們同樣沒有太多時間心力進行密集照顧，因此將學齡前的孩子委任長輩照顧的狀況非常普遍，有些祖父母甚至已經取代父母，成為主要照顧者。而且大學工作僧多粥少，很少人有本錢自由選擇居住地附近的大學工作，因此一家三口各自住在不同縣市，每個週末或兩週才見一次的狀況彼彼皆是。有些家庭甚至是由男性配偶擔任主要照顧者，這些都是一般家庭少見的現象。而她們之所以能協調出這種非傳統照顧型態，和學術工作本身的高職業聲望與收入，有一定關係。換言之，大學教師這份工作帶來的財務和象徵資本，的確使她們在家中享有較高的地位和自主性，也更有協商的籌碼。
另一方面，學術工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和意義感，也是她們對抗傳統母職角色的資源。訪談時，她們會用發亮的雙眼向我訴說她對這份工作的熱愛，以及擔心一旦請育嬰假，自己會淪為全職照顧者。因此，多數人寧願放棄請育嬰假的權益、就算蠟燭兩頭燒，也要保有珍貴的工作自我。然而，學術媽媽儘管抗拒傳統母職任務，但她們會從其他面向界定好媽媽的定義，善用自身專業技能和文化資本實踐非傳統母職。
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有些學術媽媽指出養小孩讓她們見多識廣、深受啟發。有人因此開始關心托育、生產、哺乳、親職、環保、食安等議題；有人因此覺察男性中心知識體系和制度設計的性別問題，進而成為學術提問、思辨與社會實踐的養分。換言之，育兒不全然是職涯發展的障礙，也有可能成為學術工作的養分。尤其學術工作者，本來就可以透過知識生產或教學、服務發揮社會影響力，由媽媽經驗發展出來的知識論立場，意外地讓她們轉型為公共知識份子，參與社會改造工程。
由上述可知，許多學術媽媽在面對家庭與工作的夾擊時，努力鬆動既有框架，奮力尋求新的出路。我在文中將這種做學術和做媽媽之間相互滋養的狀態稱為「智性母職」，藉此描述學術智性工作和母職不是各自獨立、鐵板一塊的存在，而是彼此鑲嵌、相互辨證、持續對話的關係，在協商過程中可能會讓兩者產生質變，促成更具轉化性意涵的實踐。
她們的故事說明了：當學術媽媽不再想兼顧所有、追求平衡，才有機會跳脫工作與家庭二選一的恆常難題，活出自己獨特、滿意的生命樣貌。如果你覺得這樣的介紹太過簡略，意猶未盡，請立馬上網google〈做學術、做媽媽〉全文吧，希望你和我一樣，可以從閱讀她們的故事中找到繼續前行的勇氣、力量和信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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